【编者按】
历史的魅力，也许也藏匿于一摞摞尘封书信的褶皱之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双手和土地的联系逐渐松动，人们扔掉锄头、走出村落，跨进流动的世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乐天收集整理了大量劳动者的书信，它们来自乡镇工厂、民营企业、少女心房，也来自异国他乡。字里行间，不仅有商业意识的觉醒、政策变革中的裂隙，还有经济神话下的琐碎......它们是社会转型期的微观样本，描摹出八九十年代劳动者在城乡流动中流转的心事。
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们整理了五组劳动者主题书信，让这些沾着机油与汗水的字迹告诉我们，一群人如何用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在流动的时代中为自己架起桥梁。
海报设计/王璐瑶
文/张乐天
黄岩，浙江中部一颗璀灿的明珠，以黄岩蜜桔的美誉穿透千年历史，以东魁杨梅的美味誉满祖国大地。
改革开放为农民们“松绑”，许多黄岩农民义无反顾地走出村落。市场交易活跃起来，乡村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们可以自由流动，民间流通的渠道打开了！
亿万农民的流动携带着难以估量的巨大动能，它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1]。每一个人都在流动中起作用，其中少数人机缘巧合成为流动的关键——李友良就是这样的“关键少数”。李友良架起了黄岩-上海之间的桥梁，他给我们留下了300多封书信，绝大多数都与物的流动有关。
顶替、纠结与“桥”
多少年里，在浙江黄岩农村，许多青年像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日思夜想、千方百计，想脱离“一把铁耙四根刺”的艰苦劳作，想到企业里去做一名工人。多少年里，生产队里某青年有机会“顶替”[2]，哪怕是到小镇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去“磨豆腐”[3]，大家也都会向他投去羡慕的眼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黄岩的变化更激活了这片久被尘封的土地。一时间，黄岩人“动”起来了，忙碌、艰难、曲折，却到处是机会，也充满了希望。
1981年年初，李友良的父亲李金生终于下决心提前从上海工业用呢厂退休，让儿子李友良“顶替”进厂工作。
李友良1958年出生于黄岩县路桥农村，高中毕业后在家里做了几年农民，后来进入路桥人民公社工农化工厂工作。他头脑活络，会与人打交道，当上了化工厂的销售员。在无数黄岩农民心目中，黄岩农民，上海工人，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到上海“做工人”，几乎是“天上掉馅饼”，谁不“走得快”。
李友良却没有“快快走”。一直到1981年5月，李友良还没有离开路桥工农化工厂，他的同事明秀写信告诉他，厂里发给李友良的“二季度毛巾一条、淘米箩一只、香皂一条，姓苏的同事帮助拿了。还有二条小麻袋、二条大麻袋，现在都给你寄上了。还有一条大麻袋放在我处，我暂时给你保管着，你下半年来时，可带回去。”
虽然纠结着，李友良还是抗不住众人的好意相劝，更抵挡不住大上海。他还是走进了父亲干了一辈子的上海工业用呢厂，被分配在染整车间后道热室型小组，三班日夜倒腾。
我们从父亲李金生的信中可以窥见李友良初到上海的生存状况。
友良：
今天来家，谈贴墙布事。我当晚去电话局，看过他们在去年11月整修后装上贴墙布，现在全部翻黄陈旧得很脏，十分难看。因此，我连夜写信与你，希望你改变这主张，不能用贴墙布。我替你估计一下，17.3平方房间，在三面墙头用贴墙布，需60平方尺的墙布，估计价3元一平方，需用钱180元左右。虽然新的时候美观一些，在一年后脏得就不像样了。如果重新去掉，会影响墙面不平，造成今后粉刷时带来很大麻烦。这样做华而不实。况且，你的经济又不宽余，借钱办这种事，今后造成负债累累，婚后就有孩子出生，生活负担更重了。我又没有外快钱可赚，况且停在家中，即将转入劳保，因此也无钱来补贴你。但你结婚时还需要置家具，做衣服，办酒席等等，还需几千元。你如此大手大脚，要考虑今后的生活问题，况且现贴墙布已基本不通行了。希望你来电话局看看实际情况，你就知道了。我再次劝告你，不要一点都不听，一意孤行下去，造成今后恶果无法设想。况且你现在的工资收入很低，不比在乡下，有外快可赚，浪费一点无所谓。
我的意见用涂料刷墙头，再烤花上去，与贴墙布无差异。涂料时间长，而今后翻工也方便，不影响墙面损伤，又省钱又美观方便。现在新房均用此法。贴墙布是三年前较流行的，因为过去没有尝过滋味，但用过后的人，都感到上当，浪费了大笔钱。我希望你再打听一下，也不仿去问问陈菲菲，她会告诉你不实用。草草写到这里，时间已深夜2时了，因深思睡不着觉，起来写给你的。
或许，黄岩的情让李友良牵肠挂肚、藕断丝连。
李友良在黄岩有一个恋人潘霞，他“顶替”到上海以后，表面上俩人“冷”下去了，实际上李友良心里一直“有她”。1982年五一劳动节回黄岩，李友良与潘霞缠绵，难舍难分。1982年5月10日，潘霞写信给李友良说：
回想过去，你不是说我们已经破镜难圆了吗？可今天想不到我们又破镜重圆在5月3日的夜晚，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在这个美好的时刻，心想多看看你一面，有多少话儿要对你说啊！可时间多么无情，把我们吹开了，各奔东西。今天，在我们爱情发展的花朵里，这朵花不知怎样开，怎样结果呢？在考虑爱情的问题上，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真的好事多磨吗？
信结尾处署名：“你的敌人。”
兄妹情谊购物忙
从1981年年初开始，李友良收到300余封来自浙江黄岩的书信，其中妹妹李友兰的亲笔信多达50封，整整占了黄岩书信的六分之一。
俗话说，忠言逆耳。说真话恰恰反映着情谊深。1981年10月4日的一封信里，妹妹“教导”友良如何处理关系：
寄家的信本月2号才收到，或因去临海吃酒，也在2号上午到家，爷孃在30号开始一直在看你来，直至2号我回家告知他们你不来了。我认为你以后这种空头话少讲一些，免得他们更加想念。正明在本月16号结婚，我个人意见你没有必要来，这样开支太大，如果你想来参加正明的婚礼，孃、爷及正明一家当然是欢迎的。请三思。元旦我认为你也没必要来，因春节是一月底，20多天时间上海往返二次，人又辛苦，开支又大，这些都是我的意见，造成不能告诉爷孃，否则他们认为我有意不叫你回家。会引起他们生气的。
兄妹情谊深，1983年夏天，妹妹就惦记着哥哥“没有毛线背心”，怕哥哥秋冬着凉，专门写信说如果需要，会尽快给哥哥织一件。
1980年代，李友兰在黄岩县林业特产种苗公司任职，她1985年调到椒江人民法院，工作稳定；李友兰1984年初结婚，丈夫何兴文就职于台州电力公司。李友良1981年“顶替”到上海以后，“购物”成为兄妹俩最大的关切，下面摘录书信里一些购物的信息。
来信今天收到，二次托带的东西都已收。托学贵带的东西我在16号先去他厂，后又去你厂冯春玲处拿来，东西全部照收，请勿念。
关于所用之款上次你说已垫付60.51元，加我二双凉鞋18.50元，合计80元刚好。因此本月家用款我已交给爷爷了，不需你另寄了，价钱与爸爸之间的帐你们自己算好了。
关于你托谢兴国购鞋之事，谢从未对我讲起，一次我在车闸车站边同谢兴国及金予安碰见，金予安说：“友良叫你鞋暂时不要带出，下次要带再告诉你。”当时我不知内情，也没有插话。现在已好长时间没有碰见谢兴国了，我放在他厂门市部卖的鞋也未卖出，所以，他也没来我处。如下次碰见，他不先人就明白，我也装作不知算了。（1983年7月22日）
兄妹情谊深，两人购物忙。在日常生活必须品极其缺乏的年代，李友良与李友兰，两个个人，单枪匹马，实践着上海-黄岩之间的“双城互补”。他们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无数个“他们”同样的努力，却可以成为建构中国市场经济的一道风景。
这道风景另有一个有趣的场景，一个“流动+”的故事。
蜜饯流动利与情
李友良心情忐忑地走进了上海工业用呢厂染整车间，简单的操作，三班倒的辛苦，每月几十元人民币的低工资，这一切像一盆凉水沖灭了他淡淡的“跳农门”热情。工资低，费用高，怎么办？
黄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时代已经不同了。尽管自己在工厂上班，但他完全可以利用业务时间“做生意”。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供销员积累的关系网络仍活跃着，黄岩遍地开花的农村企业正满世界寻找销售门路。
过去，李友良销售的主要产品是蜜饯，而黄岩的特产正是蜜饯，因此，蜜饯成为李友良搭建的物流之桥的主要产品。当然，这里的“蜜饯”概念是一个宽泛的词，泛指所有果蔬加工产品。
五年以后
到上海度过了五个年头以后，李友良突然变了。原先那么热衷于周旋于上海-黄岩双城之间，怎么一下子对双城的生意毫无兴趣？原先那么热心于帮助家乡亲戚朋友买东西，怎么一下子似乎断了与家乡的往来？
1987年，李友良只收到黄岩一个朋友托购买多功能缝纫机的请求，收到三封来自普陀山屿头造纸厂的书信，其中一封信写于1987年7月7日，信中写道：
李师傅，你好！我今日离开上海，回去厂里。关于毛毯的事情，一切拜托给你，请你在无论任何的困难下，给我想办法搞几条，而且最好在近几天给我们搞到，否则我厂将有停产的可能。如果一有办法，烦你马上来电告知，电报费及一切费用我会给你的，请放心。一切拜托给你。不时面谢，你如需要什么及鱼类，望来电告知。
为什么？
我们从近300封李友良收信中注意到，1985年下半年，李友良几经犹豫、几经选择，最后把恋人确定下来了。1986年1月31日，妹妹友兰写信给哥哥，说全家尽力招待第一次“上门”的新媳妇：
猪肉乡下肥肉即长肋等1.40元一手斤，最好的正肉1.70-1.80元一斤，购否？购多少？回信后即购好带到乡下。胖头鱼上几天看见时1.50元一斤，到时购一、二条放着，太早了要坏的，估计扁头的白连鱼家里可能有得分，上二年都有的。猪脚乡下是没有卖的，只有猪脚（2-3斤一只）大概1.40元左右一斤，我也准备购一、二只。爸说购点鱼肉蟹冬笋给小尤吃，既然你已购好黄鱼带鱼，肉蟹等购一点就可以。
此时，李友良“奔三”了，女孩小尤成了他的生命之锚。他的生命被锚定于上海，岩在时间流逝中渐行渐远……
有趣的是，外部经商环境的巨变几乎与李友良生命历程的变化相同步。我们从1987年6月1日一封来自于黄岩县蓬街针织厂的信中看到，1986年晚些时候直到1987年1-2月份，帮助联系购买一吨70D128支的尼龙原料，可以获得4000元的奖励，但6月份奖励已骤然降到每吨1000元。信中说：“将去年的行市放在日前在做生意，是行不通的。目前要赚钞票，应该是小利多销……但这样的价格，手续也应早办为妥，否则，行市是一日泻千里，变化无常。”
变，是中国1980年代的主旋律。
外部环境之变，个体生命历程之变，交织纠缠，因缘际会，成就了黄岩-上海之桥，也让这情思之桥、物流之桥悄然隐去，消失在历史的风雨烟云中，犹如雨后天上那熠熠的彩虹……
（作者：张乐天，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本文经作者授权节选刊发，文内人物均为化名。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第275页。
[2]子女顶替，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这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一项劳动就业制度，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招用工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等制度。
[3] 俗话说，天下有三苦，摇船、打铁磨豆腐。“磨豆腐”极辛苦，每天早晨三点左右干活，但是，镇上的豆腐店属集体所有制企业，拿固定工资，有国家户口，所以，农民们都争先恐后想去。1971年，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个进豆腐店“磨豆腐”的名额，最后生产队长的儿子去了。
[4] 1980年，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受浙江海宁陈家场朋友之托，我还设法托人在上海购买过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零件，分几次坐火车带回陈家场，让这位朋友装成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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